乾隆四十六年，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集体贪污案件在甘肃爆发。该案涉及甘肃一省的190多名官员，从布政使到州县官员几乎全部卷入其中。这起案件也打破了清代抄家数量的纪录，堪称历史上最庞大的贪腐案件。

熟悉清史的人应该一眼就能认出，这便是乾隆晚期广为人知的“甘肃捐监冒赈案”。所谓“捐监”，是指通过捐纳一定的财物来获得国子监监生资格，成为监生后便有机会进入官场。这种方式本来是一条较为常规的仕途通道，但在甘肃这片贫瘠的西北土地上，它却演变成了腐败的温床。

甘肃位于大清的西北边陲，地势贫瘠，经济匮乏，一直是最贫穷的省份之一。根据《清史稿》的记载，甘肃每年的财政收入往往难以维持支出，甚至需要周边省份的支援才能维持基本的运作。在发生灾荒时，甘肃的粮食储备远远不足以应对民众的需求，户部的拨款又常常解不了燃眉之急，因此，捐监制度便应运而生。

乾隆三十九年，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，建议恢复捐监的旧规。具体操作由刚刚从浙江调任到甘肃的布政使王亶望负责。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一道，商讨出了实施方案。根据当时的规定，捐监并不是直接用银两购买官职，而是以“本色粮米”作为捐纳物，每名捐纳40石粮食。这一制度自康熙时期便开始执行，并未做出大幅改变。然而，王亶望的想法显然并不简单，他逐渐在这一制度的灰色地带中寻求利润空间。

乾隆三十九年，甘肃省的捐监制度开始发生变化。王亶望上奏称，由于甘肃缺乏现粮，提议将粮食按市价折算成银两，由官府集中购买。这一改动为后来的腐败埋下了伏笔。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，一石粮食大约折合一两银子，意味着每名监生需要捐纳40两银子。然而，实际操作中，捐纳的银子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，布政司甚至规定要交纳额外的“公仓费”7两，价格逐步攀升至每名监生55两。朝廷定价40两，实际收取55两，差价中的7两用于公费，剩余的8两则被各级官员揣入私囊。仅在乾隆四十五年，甘肃共收取捐监生32760名，浮收的银两便超过了26万两。

王亶望和地方官员通过这一手段赚取的银两并未满足他们的胃口，于是他又想出了其他办法。一方面，他向户部申请拨款，用于修建大量粮仓。由于捐监转化为现银，官府需要集中购买粮食，因此必须有足够的仓库来储存这些粮食。以凉州府的永昌县为例，该县一次性新建了70间粮仓，张掖县则增加了280间。然而，这些粮仓的实际存粮却寥寥无几，大部分仓库为空，名存实亡。实际上，这些粮食的采购金额早已被王亶望和相关官员吞噬。

另一方面，王亶望还采取了捏造灾情的手段，以便进一步增加捐监的数量。地方官员被要求在捐监数目确定后，再根据需要虚报灾情，甚至以“无灾”报“有灾”。王亶望的做法极为巧妙，他将各地的灾情信息集中起来，再通过人为干预，夸大灾情的严重性，使得上报的受灾情况远超实际。这一做法使得甘肃每年都出现灾情，奇怪的是，甘肃本地的百姓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，却每年都有两万多人报名捐监，而且捐赠人数逐年上升，这引起了乾隆帝的疑虑。

乾隆帝在得知此事后，感到事情异常可疑。乾隆帝在听取军队报告时，特别提到了甘肃的灾情与王亶望上报的情况不符。为了彻底弄清真相，乾隆四十一年，乾隆帝派遣刑部尚书袁守侗和侍郎阿扬阿前往甘肃调查。王亶望似乎已经察觉到乾隆的怀疑，对此次调查高度重视，提前做了布置。

钦差大臣到达甘肃后，进行了实地调查，表面上并未发现大规模的腐败行为，所有官仓看似都充满了粮食。实际上，这些粮食大多是官府临时调拨的，调查结果也呈报给了乾隆帝，甚至让他暂时相信了甘肃的灾情报告。此时，捐监冒赈案件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，直到乾隆四十六年，甘肃回民的起义揭开了事情的真相。

当时，回民苏四十三起义爆发，叛军攻占了兰州府。朝廷派遣大军进行镇压，指挥官阿桂在报告战况时提到，初六日大雨一直下到初九日才停。乾隆帝突然想到，以前王亶望上报的“旱灾”情况与此大雨形成鲜明对比，这引发了他的强烈怀疑。于是，乾隆帝决定再次启动调查。

在经过一轮新调查后，发现甘肃省的灾情报告普遍被捏造。甘肃共有53个州县上报灾情，但其中16个县的捐监与灾情并无关系，46个县则为捐监而伪造灾情，部分地方甚至报告了不存在的灾情。调查的结果让乾隆帝震惊，他随即下令严惩涉案官员。最终，甘肃省190多名官员被定罪，王亶望被判罪并被押解到京城。经过审讯，王亶望承认了自己在贪污和伪造灾情中的罪行。当乾隆帝问他贪污了多少银两时，王亶望的回答是：“历年来所得银两约有数十万两，具体数目已记不清。”他家中的财产最终被评估为高达1087448两，相当惊人。